10月22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举行，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合川区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承担的重庆钓鱼城范家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田野考古奖由国家文物局设立自1993年，是中国考古界的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考古研究单位和个人，促进田野考古及研究工作的进步与发展。
据了解，2017年，钓鱼城范家堰遗址进行了第四次主动性考古发掘，清理房址、灰坑、排水沟等各类遗迹59处，出土文物标本644件。第四次主动性考古发掘清理了范家堰遗址衙署中轴线与大水池之间的区域，新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填补了两者之间的空白，对范家堰遗址的整体布局和分布细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介绍，此次钓鱼城范家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奖也是重庆第3次获得田野考古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重庆的考古水平在全国位居前列。
“合川钓鱼城遗址目前正在进行申遗工作。同时，合川钓鱼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计划于明年初启动。”袁东山说。
钓鱼城范家堰遗址发掘顺利完成，钓鱼城防御体系的空间布局、南宋衙署等军政机构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被一些历史学者称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钓鱼城之战”的神秘面纱正在揭开。
“钓鱼城之战”是发生在１３世纪蒙古与南宋之间的生死之战。１２５８年，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大军进攻南宋，次年在钓鱼城遭遇顽强抵抗，蒙哥身亡。为争夺汗位，被西方视为“上帝之鞭”的蒙古西征大军匆忙从欧、亚各地撤军，世界格局因此改变，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
袁东山副院长２０0４年至今他一直主持位于重庆合川区的钓鱼城考古工作，“抗蒙指挥中心”范家堰遗址无疑是从事考古２０多年来最令他振奋的发现。
范家堰遗址的发现为破解这些谜团找到了钥匙。范家堰隐藏于钓鱼城山体二级台地上的一个山坳中，外面是陡峭悬崖，易守难攻，体现了古人高超的智慧。“从考古发掘来看，我们判断这是蒙宋战争时期合州衙署的所在地，也是钓鱼城战时的指挥中心。”袁东山说，该处衙署是三路三进、带侧花园的大型建筑群，院落呈阶梯式，前、中、后院沿山体而高低分布。在约２万平方米的发掘现场，巨石垒砌的围墙、精美的水池、细致的浮雕、厚重的础石随处可见。据考古现场负责人王胜利介绍，已发现宋元时期的厢房、仪门、道路、排水沟等遗迹１４４处，出土宋代瓷器、铁器、炮弹残片等标本１１００余件。
此外，通过长达１０多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彻底廓清了钓鱼城防御体系的空间布局，发现其远不止目前２．５平方公里的核心遗址范围，而是一个依靠“山、水、地、城、军、民”六位一体的大纵深多重防御体系。
在发掘范家堰遗址前，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南北水军码头、一字城墙等重要防御设施。由此发现钓鱼城防御体系不仅是核心的钓鱼山，而是利用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形成的半岛地势，依据山形修筑了横贯钓鱼城半岛的一字城墙“控山锁江”，北西南三面环绕的江水形成天然护城河，东面则有堑沟阻隔，将１０余平方公里的半岛打造为可长期固守的防御整体。“这些防御空间布局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钓鱼城为何能坚守３６年的秘密。”有关专家认为。
四川省历史学会理事蒋晓春教授认为，钓鱼城是南宋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杰作，其城池选址、功能布局、城防体系构建等都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而从精神层面来说，钓鱼城历史承载的不屈意志和创造精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钓鱼城具有重要的社会、科学、艺术价值及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极少数经历漫长战争并保存至今的古军事堡垒和古战场遗址。”合川钓鱼城申遗办主任罗利旻说，“我们将以申遗为契机，将这个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进一步保护好、传承好，让全球更多人关注、了解这个神奇的“历史转折之地。”
大
中
小
微信公众号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