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04-30来源:合川政协君
七读合川:被低估了的史家之绝唱
(第7读第2期 总第38期)
张森楷生活在晚清到民国新旧两个时代交汇之际,国家适逢多事之秋,人民生活更是困苦不堪。他一方面立志于史,做自己的学问;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国家,情系着乡里。他的人生经历没有什么特别的仕途追求和政治目标,却总是能走在爱国救国、爱民为民的行动当中,表现出了浓厚的家国情怀。
七年桑梓育人生活
1887年,29岁的张森楷应老母的要求,结束了在成都的书院生活,回到合州。第二年,受聘出任振东乡校主讲。振东乡校位于原双凤场上下云峰寺之间,是其叔高曾祖张琦淮与刘仕钦创办,当时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为使家乡的下一代强大起来,他向政府提出,乡学育人要跟上形势所需、地方所用,故请改校名为“时中小学堂”。
为办好时中小学堂,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为一体,张森楷深入田间院坝,遍访农家老人小孩,深入了解农村社会对学校的需求,从而确立了“因材设教、因材施教”的办学原则。
他认为,前人对学童的启蒙方法不可取。为此,他亲自编写了《文字类要》4卷作启蒙课本。这本书分人、物、地、天4门,每门300行,每行1句,每句4字,每个字均注上切音,下面注篆、籀、古文及字的本义,每个字的注最多不超过30个字。这个课本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既能使学童记字,又能使学童通过识字同步对社会的过去和现在有粗浅的认识。
此外,张森楷为在校读书的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学童编写了《同声字谱》10卷、《迭韵无双谱》106卷、《声律典丽》4卷、《六书半解》3卷等作课本,有效地解决了学童从识字到写文章作诗词的知识求索与联系。
张森楷主教的“时中小学堂”日益兴旺,不仅引来许多外县的学生,还引来了不少当地村民在课堂外旁听。于是,他为了满足乡里成人对知识的渴求,连夜编写了《通俗正名杂字》1卷,内容分身体、亲戚、伦常、人事、物品、天时、地理7类,每类最多20句,每句6个字,押韵上口,便于记忆。该书深得大人小孩的喜欢,用于日常生活又成了一种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教化。
十年实业救国实践
1893年,张森楷曾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人。1894年,他离开合川,赴京参加会试。此时,正值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败北,朝野震惊。目睹国力衰弱,张森楷认为,洋务派鼓吹推行的“学西法,办洋务,以之富国裕民”均为幻想。为探究国弱民贫的真正缘由,他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各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得出“富强之道首在提高国力,只有创实业以生财,财增才力强”的救国道理。
至此,张森楷除了以治史促民众觉醒之外,开始探求如何创办实业、办什么实业的问题。通过在上海的考察,他发现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各省的蚕业十分兴盛,而号称“蚕丛之国”的蜀地川丝,由于品质低下,难以匹敌,于是产生了发展蚕桑、改良川丝的想法。他认为,发展蚕桑事业,乃实业进化的阶梯,实为当世富国裕民可行之业。
经张森楷的多方奔走,1901年,四川第一个蚕业公社在今合川太和镇大河坝创立。第二年,“四川民立蚕桑公社”开社,张森楷任社长。
为使蚕桑公社这粒“实业救国”抱负的种子能尽快抽芽、开花、结果,张森楷又亲往江、浙揽聘蚕桑技术人员和师资,又东渡日本考察蚕桑事业的新技术和新成果,然后在合州境内推广引进良桑和新法育蚕、缫丝,开创了“改一年一次养蚕为两次养蚕”的先河,开拓了缫丝、纺织、印染等全产业发展的经济路径。
新创的蚕桑公社,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1909年,合州的蚕桑事业迅速发展起来,省内各地纷纷前来参观学习。由于合州所创蚕桑实业的成功,四川各地竞相发展,以至于出现了全省“桑舍如笋,桑株如荠,丝厂如林,岁进千余万”的局面。1905年,四川生丝出口产值约10万两白银,三年后猛增到4000万两白银。张森楷因此获得“川东蚕桑之父”的美称。为褒奖其功,朝廷特赐张森楷三等商爵勋章。
两年保路运动斗争
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暴风雨冲涤着中华大地,发生在成都的铁路风潮把张森楷推向了社会斗争的前沿,使他从一个书斋里的学者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民主斗士。
1904年,四川人民在成都组建了自办的“川汉铁路公司”,规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1909年,川汉铁路公司在宜昌设工程局,正式动工修建铁路,这是中国人民在路权问题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标志性斗争。然而,就在这之后的1911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胁迫下出卖了主权,与之签订合同,把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出卖给了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这一丧权辱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群起反对。1911年6月,四川人民首先起来奋力抗争,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决定以“破约保路”为斗争目的,以光绪皇帝上谕中的“铁路准归商办”为行动口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保路运动在四川展开起来。
此时,年已54岁的张森楷,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毅然暂置在成都府中学堂的教席,加入了保路运动的斗争行列。他在群众中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公开指责清王朝宣布的“铁路国有政策”是“祸国殃民的误国政策、卖国政策”,提出要救国弭祸,只有坚持“破约保路”。
1911年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为平息事件,大开杀戒,先是诱捕了蒲殿俊、张澜、罗纶等保路同志会的仁人志士,后又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当场打死群众32人,致伤群众无数,造成了震骇全国的“成都血案”。
为救援被捕的“保路同志会”同志,作为干事长的张森楷不顾个人安危,连夜给督署衙门和将军府递写呈文,为被捕同志辩冤。同时,还冒死闯衙与当局谈判,以营救被捕同志。人们交口称赞他“忠于国家,义于宾朋”的壮举。
“保路运动”结束后,张森楷于1912年被推举为川汉铁路公司总理。上任后,他见路局奢靡之风盛行、贪污腐化严重,便开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内部整饬,不断强化纪律,清理债务,严管人事,严查账目。此举为大多数人所拥护,却触动了少数人的利益,使工作受阻,难施抱负。1913年春,张森楷辞去总理职务,返回成都府中学堂任教,并继续从事史学研究。
话题:一个读书人,因为迫于世事参加科举的缘故,进了一次京,由此便想到了创办实业,并成为一个实业家,对于一般人来讲,这的确是一个奇幻而不可思议的事,但搁在张森楷那里,却由于他笃定报国的情感和志向,真就做出了一番事业来,践行了他实业救国的初心和探索。你的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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