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一起读合川》文图语音版（总第39期）| 举世的史学大家

七读合川：被低估了的史家之绝唱

（第7读第3期  总第39期）

 

1879年，张森楷由尊经书院转锦江书院后，即开始从事史学著述。此后，不论是任官府幕僚还是在学堂任教，都以研究史学进而著书立说为己任，一直到1928年手握书稿、病殁榻上、以身殉学。在长达50年的漫长岁月中，始终笔耕不辍，上下求索，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更是每天伏案18个小时，累计完成著作27种，计1134卷，令人叹为观止。

其史学巨著主要有《通史人表》296卷、《二十四史校勘记》337卷、《史记新校注》133卷、《历史邦交录》100卷、《合川县志》83卷。

《通史人表》

张森楷治史，以人物为纲，并把人物作为着手史籍校勘的基础，其所著《通史人表》，注重探讨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及其社会影响，希望以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历史本来面目。张森楷为此书殚精竭虑、费尽心思，正如他自己所说，“所采书不下数千种，盖平生精力尽此书矣”。《通史人表》一书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罗振玉等视之为“独创”“孤学”之作。清末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评价此书，“体大思精，诚为读史者之权舆，古无此作，足称伟业”。

《二十四史校勘记》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约前2550），下至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涵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内容，共计3213卷，约4000万字。它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连贯、完整、全面地论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由于史部浩繁，或因援引的芜杂，或因记载的疏略，或因流传抄印的乖谬，以致错误百出，给我们学习研讨二十四史带来了障碍。

《二十四史校勘记》，就是针对二十四史的错误、不实、漏洞给予校正、补遗和注释，以还全史本来面目，增强其可信度和真实性；以便条目编排有序，克服过去前后矛盾的混乱现象；以便于方便后人查阅，增强实用性。这就是张森楷50年苦心孤诣为后来学者勤勤恳恳所做的惊人的整理工作。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以一手一足之烈，把整个二十四史像他那样逐字逐句反复检查校勘过。正如福建名士林万里所说：《二十四史校勘记》是“国史研究的伟业”。近代史学家罗振玉、李慈铭也高度评价张森楷，称其所著为鸿篇巨制，前无古人。

197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华书局发行点校本二十四史，点校中采用了张森楷《二十四史校勘记》未刊稿，其精心遗著终得重见天日，其心血因而璀璨于二十四史卷帙中。

《史记新校注》

《史记》乃“二十四史”之首，它不仅为历代正史立宗，也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新校注》集中了张森楷50年潜心国史的大半功力，可以说是寒暑无间，其死生以从之者亦在此。他甚至以70岁的高龄，只身作万里行，历天津的严寒、北京的溽暑，病泻而殁，亦即为此。《史记》，自“三家注”以后一千多年来，就只有他才将该书的130卷全部句栉字比地全盘梳理过。所谓“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合称，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史记》的最早注本。

张森楷在校注《史记》的同时，也把“三家注”中舛误不实的地方一并给疏证了出来。他据以校勘的国内和日本的旧本、孤本、影本、写本等《史记》将近30种，引用经纬、雅言、子集、故训，由唐至清诸家旧说，在200种以上，可以说做到了精密研索，严格考校，十易其稿，确可无疑地传信于后人，有助益于后学，其功在“三家注”之上。

《历史邦交录》

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势衰危，江河日下，有识之士都为国家存亡担忧。地处海防前沿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了不蹈“甲午海战”的覆辙，想物色一个人写一部《历史邦交录》以资借鉴，于是托人征求张森楷的意见，张森楷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

张森楷修史十分注重总结历史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国与国交往总是以实力为后盾，落后总是要吃亏挨打，所以应该追求民富国强。他把这些理论始终贯穿于所写的书里。在《历史邦交录》中，他提出了一整套富国强兵的谋略、治国安邦的主张。张之洞看后拍案叫绝：“好一个张森楷，奇人也！”这是张森楷所做的以史治国的探索。

《合川县志》

1918年，四川军阀混战暂时平息下来，熊克武依靠孙中山的力量，统一了四川，同盟会在四川的负责人杨沧白出任四川省长。杨沧白很想有一番作为，他想到的一件事便是修志。于是，他聘请了曾任国史馆编修、成都尊经书院院长的宋育仁担任总裁，开始编纂《四川通志》，随后又通令全川各县重修地方志。

同年，张森楷应合川知事郑贤书之请，主修《合川县志》。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张森楷历时5年，完成了一部上自西魏，下至民国九年（1920），长达1300多年历史，共83卷230多万字的新编《合川县志》。这本志书是张森楷60岁时，积累毕生学问和多年著述的经验，以老练的才华笔力写成。其内容、体例、手法等多有创新，特别是在内容上突破了历代志书重政治轻经济的弊端，列入了合川当地资源、商贸、生产状况等。该书以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为依据，取法《史记》《汉书》，把合州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等重大事件以表、考、图、记、传等不同形式给予展示，体例完备，详略允当，考证准确，令人耳目一新，一洗俗尘。例如，正史上有传的，文字就比较简略；而正史上无传或语焉不详的，他就详写，很多地方甚至可补国史之缺。又如在合川山水名胜的论述方面，他并不满足于历史文献资料，而是走遍了合川的山山水水，亲临实地考察，文字既生动流畅又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该书一经问世，便震动了全国学术界，大家公认新修合川县志是“史学界的最大成果”，是张森楷的心血。按梁启超的说法，《合川县志》是康熙以来新修县志之难得佳作。由此也确立了他作为近代方志学奠基人的地位。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近百年来，它一直为家乡人民所认可、所接受和欢迎。

张森楷遗稿散失之谜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辞典馆内迁至重庆北碚，馆长杨家骆热心著述，在得知张森楷遗稿亟待出版一事后，便向合川图书馆借走了全部遗稿，说是为了把它写成副本以做出版的准备。

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辞典馆回迁，杨家骆则将张森楷的各种遗稿带至南京。此后，出版一事和遗稿的存留便不得而知，不知所踪。

直到1978年8月，方知其遗稿存于南京图书馆（根据全国图书馆古籍藏书普查资料信息，张森楷《二十四史校勘记》手稿现藏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然而，整个《二十四史校勘记》原稿已失去了《汉书》校勘记、《旧五代史》校勘记和宋、辽、金、元、明史校勘记，散失的遗稿与去到台湾的杨家骆有直接关系，从台湾出版的《史记新校注》来看，杨家骆带走遗稿的可能性极大，只是世事变化、人事更迭，尚不知《通史人表》及所缺失的《二十四史校勘记》原稿等是否还能找到？若能找到，则是一个被低估了的史家之绝唱的完美回响。

话题：张森楷是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启蒙老师。中学时期的郭沫若心高气傲，曾认为张森楷只不过是个“史料篓子”，为史料所征服，却不曾征服史料，等到他自己成了历史学家、考据学家，则又发自内心地称赞张森楷是近代屈指可数的治史专家。这充分说明，史学虽有新旧之分，但这种新旧的关系却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因此，对张森楷治史的价值我们万不可低估，特别是他面对浩瀚史料所做的基础性研究。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