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一起读合川》文图语音版（总第41期）| 巴蜀的人文遗产

七读合川：被低估了的史家之绝唱

（第7读第5期  总第41期）

 

巴蜀之地，自古便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繁荣。汉之司马相如、扬雄名重一时；唐之陈子昂、李白、李商隐誉满天下；宋之苏洵、苏轼、苏辙古今超群。到了近代，张森楷、郭沫若更是一代治史良才。放眼巴蜀文化的历史长廊，合川人张森楷，往来于巴蜀之间，秉承乾嘉考据之学风，坚持以史治国的探索，发扬无畏的学人精神，实为巴蜀文化的重要遗产。

在推动巴蜀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方面，张森楷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

史学研究方面

他一生为学术研究而努力，其学术成就超然卓绝，被认为是“过去七百年间四川最有贡献的史学家”。

首先，他治史内容丰富，不断开拓。除前述的鸿篇巨制，他还编有《通鉴校字质疑》2卷、《华夏史要》32卷、《姓目方言类编》48卷、《纪元韵谱四编》3卷、《职官勋爵进退表》4卷、《三国音注》20卷、《历代艺文经籍异同出入存佚表》10卷、《通史舆地形势沿革表》等。其内容除传统的政治、军事、文化等论述外，还丰富了经济、外交、地方文化、人民生活等传统治史的薄弱环节和空白。

其次，他主张经世致用，以史治国。他在修史撰志的同时，特别注重秉承经世致用之风，撰写的《历史邦交录》《华夏史要》《经子时务杂钞》《人格商权书》《通史六鉴》《合川县志》等历史著述，无不充分体现了他“以史治国”的主张和济世救国的衷心。

最后，他重考证而不废行思。他对史志的校勘，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堪称国史研究与校勘学的典范。所谓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朝前期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鼎盛，故得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等。他们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张森楷秉持了乾嘉学派的学风，又加以了发扬：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不德，文体贵朴实简洁，辩诘不避本师，词旨务笃实温厚。

教育文化方面

他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和新史学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主要开拓者。他在创办四川蚕桑公社时所开设的四川民立实业中堂，是一所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学校，学生在课堂学习文化和技术知识的同时，还可以把学到的知识在蚕桑公社实践。

在课程设置上，几乎都是近代农工商业的科学技术，是对传统教育的实质性改造。从课程表图的编制看，有通选课、专业分化课及专业核心主干课，且遵循教学原理、循序渐进，各学期的课程部分交叉联系，程度及水平逐渐提高。注重实习课的安排，更体现了近现代职业教育强化训练学生职业技能及操作能力的实际需要。

在教学方法上，张森楷大胆起用新秀，将头班毕业的优等生提为教习，采用复式教学方法，既节约了师资、校舍，又加快了人才培养。新生第一学年进蚕室，只能做班副，一切听从头年学生指挥，而且只能养普蚕。第二年，头年学生升为高等班，饲养种蚕，做班副的学生即升为班长，又指导新生养普蚕。

对成绩优良的学生，张森楷还将他们保送到日本留学深造，先后留学日本的学生有：秀山教习韩兴佑、巴县教习汤君弼、阆中教习吴德一等28人。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蚕桑新秀分赴巴蜀各地，为振兴四川的职业教育，为巴蜀蚕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有这些都代表了教育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1900年，张森楷在成都府学堂任教时，发现现行通用的国史教材内容干涩、枯燥、肤浅、平庸，而且与现实脱节，就决定把历史上的人和事结合国情与当前形势，编写一部科学的实用教材，这就是32卷的《华夏史要》。在这部教科书中，张森楷首先把中国历史分为政治、经济两大类，并诠释了先进技术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这部教材受到学生及教育界改良派的欢迎。新教材启用后，一扫先前历史课教学的沉闷气氛，加之张森楷声情并茂富于哲理的讲授，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他众多的学生中，就有后来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

除史学、教育外，张森楷还著有《周礼名义道释》4卷、《缜密斋治经偶得》1卷。这些著作是他早年在尊经书院读书时，按照当时每个学生须专研一经的规定所写。虽然张森楷的学术兴趣不在于“四书”“五经”，但他却很有心得，特别是他的研究方法，有别于其他学子，从而显示出了他的独有价值，那便是他以治史的方法治经，以治经的方法治史，将经史的研究加以融通。

治学精神方面

张森楷一生辛勤耕耘、兢兢业业，其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治学作风和崇高的奉献精神，当为后世学人楷模。

自青年时代立志史学开始，他便严格地鞭策自己和要求自己。他曾亲笔写下一副对联警语：“十二时中莫欺自己，廿四史内当比何人”，以此为自己的座右铭。

张森楷在述及他的治学态度时，曾提道：遇疑事、误文，必反复推勘，务求其确切允当。偶有所得，怕已为前人谈过，或见有逸闻别解，不敢凭己意定夺，便随笔札记为《读史质疑》，以就正于通才卓识之士。

在治学中，凡所揭举，必自己出，绝不拾取古人一字一句，以避免因袭雷同。凡文献涉及的人文地理，务必求得依据，翔实甄录其出处，以期信而有证。往往一人的身世，一地的疆域，要上溯《虞书》，下翻《明史》，旁及编年纪事，诸子百家，以及文集类书，钟鼎碑版，而所得者少如麟角，扬弃者多如牛毛，以致有经年累月不能完成一卷的情形。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名为“缜密堂”，足可见其治学作风之一斑。

为求得名家对他治史的意见，1893年，他就利用入京会试的机会，将其各史校勘记连同《通史人表》带到北京，遍访当时学者盛昱、翁同龢、李慈铭、缪荃孙、王懿荣、康有为等人，并把征得的意见辑成《师友赠言录》，作为自己治学的参考资料。

后来，他又前往苏州拜访俞樾，前往湖州拜访陆心源，前往钱塘（浙江杭州）拜访丁丙，尽量翻览他们的藏书。到1901年《通史人表》和《二十四史校勘记》定稿，他专注于此已长达23年。1928年，已达古稀之年的张森楷，不顾羸弱多病之躯，毅然再上京津，寻求善本，不久卒于北京，可谓以身殉学，耗尽平生最后一丝精力。

话题：张森楷是史学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的事迹和他留下的著作，不论从历史影响还是从精神层面，都值得我们珍视，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加快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新发展进程中，如何推动巴蜀文化的同荣共建，或许可以从回眸张森楷的学术生涯中得到诸多启示。你若有兴趣，不妨做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