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5-04-30来源:合川政协君
八读合川:民族事业不能忘记的人
(第8读第6期 总第47期)
读罢卢作孚的传奇经历和沧桑人事,总有一段什么旋律像颂歌一样余音绕梁,也总有一个什么问题像哑谜一样未得其解。那就是:卢作孚为什么能?他的成功基于什么?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与他为朋为友,愿意与他携手合作、共襄宏业,在他去世后又有那么多人记住他、怀念他,甚至顶礼膜拜他?
有人称他是“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有人称他是“中国现代化思维和实践的不朽先驱”,有人说他是“一个具有高思想起点的商人”,还有人说他是20世纪中国的圣贤。这些评价无疑都对,但终究不是谜底。
“卢先生既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家,一般的近代企业家,一般的爱国实业家;也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一般的经济管理学家,一般的政论家或学者;而是中国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中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革命实干家!”这恐怕是我们听到的最独特的一个评价了。
“卢先生的伟大人格,既来源于他爱国家、爱社会、爱人民的拳拳赤诚;又来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优秀传统和世界现代文化的精华。”“卢先生的伟大人格具有巨大魅力、凝聚力和吸引力,所到之处,金石为开,成为卢先生事业赖以成功的基石。”
的确,也只有伟大人格才是谜底,才是解读卢作孚传奇的真正钥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所蕴含的哲人精神撑起了整个民族的脊梁。中华哲人讲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讲寡欲知足、自强不息,讲爱人如己、敏事慎言,讲克己内省、文武兼修,无不体现一种大国民的风度和美德。
所有这些反映在卢作孚身上,都成了他事业与人品俱进的巨大推动力量,形成了一种伟大的人格。
卢作孚的一生,与刘湘、杨森、刘文辉等众军阀打过交道,与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民国文化大家是朋友,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有过深度合作。他是实业巨擘,也是民族英雄,更是国共两党都十分认可的人物。说到这一切,想来也只有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哲人精神的伟大人格,才有这般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创造力。
关于卢作孚的伟大人格,梁漱溟称他“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可谓点到了核心。他胸怀高远,忘我忘家。他是一代船王,却没有自己的万贯家财,甚至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他是一个现代企业家,却没有个人的奢侈享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虔诚的修行者。
卢作孚一生几十年,尽管环境在变、地位在变,但生活却很少变。他从不讲究穿,他在当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时,经常穿的是两件褪了色的中山服。到了峡防局当局长以后,他常穿的是三峡布学生服。这种学生服,在民生公司船员中几乎人人都穿,社会上也有人模仿,于是有人把它叫作“作孚服”。为穿这种服装,他还闹过笑话,有人把他当成他的副官,把他的副官当成他——国民政府的交通次长。
卢作孚平日里的饮食十分简单,青菜萝卜是常馔,有一碗豆腐汤就算是丰盛的了。他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宾,吃的是南瓜焖饭,一小碟肉末咸青菜,一小碗豆花,再加一小碗粉蒸肉,便代替了满汉全席。他招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就是这些菜。
卢作孚在合川是租屋而居,在北碚也始终没有一座房屋。卢作孚出行只要不远他便走路,以步行代替滑竿、马匹、汽车。
从小的地方看人,是最容易看出人的本来面目。卢作孚的衣食住行如此节省,非有超旷不凡的精神志趣不能为之,装是装不出来的。
卢作孚的伟大人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他不仅有自己牢固坚守的精神,还能海纳百川,不断吸取诸如民主和科学这样的域外文化,从而构建了自己的现代化思维。
1934年8月,他同陈立夫曾有过关于“礼义廉耻”的一番讨论,很是耐人寻味。
当时,正值国民党掀起“新生活运动”热潮,两人的话题便从桌上的两杯茶水说起,陈立夫以茶作喻道:有两杯茶,多的一杯让给你吃,我吃少的一杯,此之谓“礼”;只有一杯茶,不够两人分,但你口渴了,我不吃,请你吃,此之谓“义”;有两杯茶,每人一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此之谓“廉”;假设我多吃了你那一杯,便算是“耻”。
卢作孚则指出,要是更进一步,把新生活运动从只注意对人的方面的改变,转到同时对事的方面的改变上来;把礼义廉耻从只运用在日常应酬上,转到同时运用在现代国家建设上来,才更有意义。
如何解释?也可以假设几个例子来说。好比一桩经济事业,赚了钱,大多数归公有,用作扩大再生产,个人则只取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此之谓“礼”。又好比一桩公共的事业,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缺钱,我们毁家纾难(意指献出全部家产,帮助国家减轻困难),枵腹从公(意指空着肚子办理公务),此之谓“义”。凡是公众的财富,我们绝不苟且贪婪一点,此之谓“廉”。同时做一桩公众的事情,假如我所做出来的成绩不如别人的好,此之谓“耻”。
在卢作孚看来,只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还不够,还须尽量运用世界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才能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
卢作孚的伟大人格还突出地表现在他行胜于言的坚毅果敢和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
在国家贫弱、民不聊生的旧社会,卢作孚依然对国家和民族怀有梦想。他没有染上文人的那种伤感,而是一个思想者、力行者。为了实现这些梦想,他既高瞻远瞩又躬行实践,从而完美地融合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种人生观。面对不堪的命运,他没有丝毫抱怨,而是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实现了对命运的抗争,完成了时代的重托。
他说:“民生公司的最后意义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不忘国家大难。”他的实业在于民生公司,他的事业却在于民族、国家和人民。
有人问他关于要他出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一事时,他说:“我从来不想过官瘾。他们要我当官,还不是打这几条船的主意。”“他们与其说用我卢某人,倒不如说是用我那几条船。”在谈到为什么没去台湾时,他说:“过去和国民党那些人相处了几十年,他们那种用得着你时,奉之若宝;不用你时,弃之如敝屣的作风,我早已领教过了。”“……最后还是决心回大陆。因为我舍不得离开脚下这块土地。大陆有我的家,有我相处多年的同事,有我惨淡经营起来的公司,还有那些一一叫得出名字的船……”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大爱情怀的人,一个不爱国家、不爱社会、不爱人民的人,能像他那么隐忍负重、忘我奋斗,更不用说要像古之圣贤那样去立德立功立言了。
话题:我们讲卢作孚的精神、卢作孚的智慧、卢作孚的才干、卢作孚的功绩,真正起基石作用的还是他的伟大人格。唯有如此人格,才有如此精神,才有如此智慧,才有如此才干,才有如此功绩,这是卢作孚留给后世最根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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