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一起读合川》文图语音版（总第49期）| 吾爱“陶夫子”

九读合川：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乐章

（第9读第2期  总第49期）

 

陶行知（1891—1946），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陶行知先生一生致力于在中国推动乡村教育，促进中国教育改革。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躬身实践为人民，被合川群众和学校师生称为“陶夫子”。“夫子”本是对年长而有学问的人的尊称，在教育文化界则特指孔子。上有“孔夫子”，下有“陶夫子”，足见合川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在来合川开办育才学校之前，陶行知先生已经历了一个立志求学报国、探索教育革新、创办平民学校、投身民主革命、助力全面抗战的人生旅程。爱国、救国、强国是他一生的追求。

立志求学报国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6岁时，因在邻居家厅堂玩耍，见厅堂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免费为其开蒙。后入家乡蒙童馆就读。

1905年，他进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创办的崇一学堂读书。一天，他在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自己的满腔热情和爱国志向。

1908年，17岁时的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服务广大劳动人民和报效国家。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于是他愤而退学，转而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又转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读大学期间，受辛亥革命影响，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开始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赴美留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师从大名鼎鼎的杜威先生，研究教育。

约翰·杜威（1859—1952），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杜威一生推崇民主制度，强调科学和民主的互补性。与此同时，他也被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改革者之一。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他还创立了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杜威的思想曾对20世纪前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也曾到访过中国，见证了五四运动，并与孙中山会过面，培养了包括胡适、冯友兰、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一批中国的国学大师、学者和教育家。

发起平民教育运动

从国外回来的陶行知，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职务。从此，开始了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他特别重视农村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1923年，他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平民教育运动，是五四时期，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为探寻改造中国道路而开展的一项社会运动。他们认为，中国的腐败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造成的，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改良和革新教育，而改变教育的方向就是使全体人民都受到民主与科学的熏陶，尤其要使目不识丁的工农群众受到教育。

晏阳初被称为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他们在各地的实验，一时间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状况的改变和发展，启迪了民众的思想。一些探索对后世的乡村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如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在农村推行的“赤脚医生”以及相关的培养计划，90年代后推行的村官直选等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等，在那时都进行过启蒙和探索。

创办晓庄师范学校

1927年，陶行知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晓庄师范学校），将他用了10年时间思考、酝酿的中国教育改造主张付诸实践。

晓庄师范学校坐落在六朝古都南京北部，是陶行知办的第一所学校。他将学校的大礼堂命名为“犁宫”，并亲自写了一副对联贴在“犁宫”两旁：“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均出自《三字经》，这副对联所蕴含的意思应该非常好理解）。学校创办后，陶行知先生便以教、学、做合一指导学校实践。蔡元培先生称赞其为“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并亲书“教学做合一”校训匾额，供师生观摩践行。

这一时期，陶行知写过一篇题为《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的文章，鲜明地指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要改革“吃人”的教育，就必须推行生活教育。生活教育不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而是教学生做人。生活教育反对“吃人”的种种考试，教人读活书、活读书。生活教育也不教学生“吃人”，不教人升官发财，生活教育只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自己的主人。

创办山海工学团

1932年10月，陶行知在上海宝山大场创建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实际是一个儿童工学团。由于大场地区处于宝山县和上海市的交界处，所以陶先生将这个工学团取名为“山海工学团”。这个名称还有另一层含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已经关不住了，敌人即将进关侵占华北、侵占中国。将中国第一个儿童工学团取名“山海”，语义双关，意在实施国难教育，唤醒中国人民，要收复一切失地，要日寇还我河山。

山海工学团的办学宗旨概括起来就是12个字：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工以养生，就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学以明生，就是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团以保生，就是以大众的团体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

山海工学团推行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它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既是一个工场，也是一个学校，更是一个团体。它对学生实行“六大教育训练”：普遍的军事训练，使人人成为保家卫国的健儿；普遍的生产训练，使人人成为造富的工人；普遍的科学训练，使人人能在劳力上劳心；普遍的识字训练，使人人获得传达思想的符号；普遍的民权训练，使人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人；普遍的生育训练，使人人到了生育年龄可以生得少、生得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

山海工学团首创“小先生制”。陶行知先生依据“即知即传”的原则，倡导并推广实施“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大人”的教育组织形式。这一教学制度，在普及教育运动中效果十分明显，迅速影响普及到了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

何谓“小先生”？陶行知认为：“生是生活。先过哪一种生活的便是哪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哪一种生活的便是哪一种生活的后生，学生便是学过生活的人，先生的职务是教人过生活。小孩子先过了这种生活，又肯教导前辈和同辈的人过同样的生活，是一名实相符的小先生了。”他还强调，“小孩子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小孩子队伍里最进步的小孩子！”从他的话中我们不难理解的就是，学生也可以做教师，可以教同辈，还可以教大人。“小先生制”是陶行知普及教育方法的一个重大发展。

第二次改名

1934年，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名为陶行知。这次改名是他认识论的一次飞跃。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他一生之中有过两次改名。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他深受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认为这是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良方，于是，在19岁时给自己改名“陶知行”，认为“知是行之始”，认识先于实践。

之后，他逐渐认识到“行”的重要性，提出“行是知之始”，突出了实践的意义和作用。于是，43岁时，又改名“陶行知”。

再之后，陶行知又认识到“从行到知”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再由知到行又是认识的一个阶段，于是写了一首小诗：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就是他的“行—知—行”的创造教育理论。

为了在名字中反映这一思想，他创造了一个字。这个字既像“行知”，又像“知行”，代表“行知行”的意思。有人认为这是他的第三次改名。

投身民族救亡活动

1935年，陶行知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1936年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得到毛泽东复信支持。同年，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他当选为中国执委会委员。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呼应中共关于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并为之做了大量卓有成就的工作，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运动的一面旗帜，但也因此而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将在上海的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七名著名抗日民主人士逮捕入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当得知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陶行知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为此，他也成了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对象。

1938年，他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同年10月，陶行知来到重庆，到了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受到时任实验区区长卢子英（卢作孚四弟）和北碚人民的热烈欢迎，各团体争相邀请他做演讲，卢子英也请他宣讲生活教育理论，帮助实验区推广小先生制，以促进北碚事业建设。

1939年2月，陶行知着手筹备创办一所难童学校，以“选拔有特殊才干之难童，作人才幼苗之培养”，这便是后来的育才学校。不久，陶行知来到了合川，开启了他创办育才学校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

话题：吾爱陶夫子，教育为人民。我们讲“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我们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从陶行知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